诺奖得主、经济学巨擘与一个普通本科生结缘的故事
在我遇见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芝大1953届硕士、1955届哲学博士，199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之前我根本谈不上对经济学有什么研究。那时我才二十岁，正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对毕业之后的职业规划毫无概念。当时学校举办一个晚会庆祝33届硕士校友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九十诞辰。而贝克尔教授将在四方俱乐部晚宴中为来宾做主题演讲。我当时并不在受邀者之列。
从小我就没有机会阅读诸如《资本主义与自由》之类的著作；我的家庭与经济学也没有什么渊源。之前的暑假我阅读了惠特曼，梭罗和艾默生的作品；然后在一家餐馆打工，尝试减缓学生贷款日积月累的压力。我之所以对经济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在芝加哥大学读书，不接触一下这个领域实在有点暴殄天物。那天我报名担任会议的志愿者，希望能够聆听贝克尔教授的主题演讲，因此我询问主办方是否有机会参加晚宴。
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央银行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还有其他身份显赫的来宾被分别安排在俱乐部各个餐桌就坐。有人通知我找到了一个座位，但让我好好表现。-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因故缺席晚餐，因此主桌上出现了一个空位。在主桌上就座的与会者有贝克尔教授，盖蒂·贝克尔（Guity Becker，芝大73届博士，Gary的夫人），弥尔顿·弗里德曼，琳·哈克曼（Lynn Heckman，芝大73届硕士），芝加哥大学校长唐·伦德尔（Don Randel）及其夫人Carol，芝加哥大学校董会成员Ned Jannotta，还有本人，一个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原本甚至没有资格待在这个屋子里。
我坐在贝克尔夫人盖蒂边上。当我入座后她对我说：“你要知道那里本来应该坐着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因此你得好好表现一番。”我想我应该表现得还不错，因为当我询问贝克尔教授是否有研究岗位空缺时，盖蒂支持贝克尔教授考虑（我的申请）。加里让我抽空去他办公室讨论一下具体工作安排，但那次面谈被我变成了一次闲聊，随后我离开学校去了巴塞罗那，在那里学习了三个月的西欧文明史。等我回来后发现已经有一个位置在等着我了，这说明了贝克尔教授是多么信任盖蒂的判断啊。
在随后的研究过程中，由于对经济学知识的匮乏，我经常问出一些经济学专业研究生不好意思启口的问题：诸如为什么假设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为什么我们在此框架下表达道德问题？你是否愿意与我一起阅读柏拉图的作品？我个人认为柏拉图所著《理想国》中的经济学知识比外界通常认可的多得多，并且希望与贝克尔教授就此课题进行深入探讨。他不仅同意，而且还请来了迪克·波斯纳（DickPosner，一位法官及芝加哥大学法律讲师）加入讨论并参加了一个长达整个学期的阅读课程，该课题最终成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选题。
在贝克尔教授宣称该课程“应该不会太难”之后，我选修了他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研究生课程，在此后的秋天学季，我又选了“价格理论”一课。在提出一系列特别困难的问题后，贝克尔教授问道：“经济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然后他自己给出了答案“都是”，这让满堂害怕会被点名回答的学生如释重负。经济学的科学部分已被广泛传播——最优化产生平衡可证伪假说。而艺术部分则难得多，任何一位面对20页问题集一分未得的学生均可证明其难度。
贝克尔教授强调建立模型的技巧——发掘一个问题的基本要素并将其归入一个可应用科学手段的框架来获得有价值的发现。由于认识到这个艺术因素的重要程度令贝克尔教授显示出一种在注重科学的芝加哥学派难得一见的谦逊。当回答那些自己提出的问题时，他总是以“好吧，这得看具体情况而定…”开始。
贝克尔教授以其对经济学领域的拓展而被广为称道，但我想（仅此而已）就如同认为伽利略仅仅制作了一个质量不错的望远镜。在此之前，市场分析理论和其他多种分析各种人类行为模式的理论已经存在，不过后者似乎无法完全把前者包含在内。这使得经济学家在市场某种程度上不仅仅是一种协调人类互动的机制的这样一个信念面前显得难以自圆其说。人们对于自由市场的盲目信仰，而不是真正理解，是可接受的（甚至是可敬佩的）。
但“看不见的手”是对于一种实证命题的形象说法，不是教条当然更不是魔术。不仅只局限于对经济学的范畴的拓展，贝克尔教授的工作进一步从论证经济学有效性的最基本层面——人类行为来检验上述命题。一个反证是：假设结婚、生孩子、上学、犯罪等等行为决定，与行为动机完全无关并且经济行为无法解释人们的上述行为。那我们为什么要费尽心机去理解市场？难道说配偶间没有竞争？或者是坐牢没有风险？当然不是！
很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贝克尔教授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对于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犯罪学等学科的贡献。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将整个经济学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完全超越了仅能解释一些可观察现象而无法理解其内在机制的托勒密理论。
本科毕业后，我在与贝克尔教授同名的研究中心作为研究助理工作了几年，我的办公室离贝克尔教授在布斯商学院的办公室相隔不远。在重塑了经济学获并荣获了所有相关领域的奖项后，75岁高龄的贝克尔教授还在教授完整课程、主持两个研讨会，并且星期天还在工作。他时不时在我的办公室逗留与我小聚一会。我们会讨论当前学术讨论会的文件、我们工作项目、他女儿最新拍的电影、他孙子的最近技术成就、以及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当到了要决定研究生课题时，贝克尔教授告诉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经历对形成其独立世界观是多么重要：“如果你不离开你就永远回不来。”
在我从贝克尔教授身上学到的很多东西中，最重要的一课就是通过解读一个人行为来揭示其偏好和价值观。人们所公开宣称的优先考量因素往往与其实际行为相背离。我强调这个直觉是因为整篇故事更多地与贝克尔教授有关而不是我自己。没有人比他更加惜时如金，但他还是非常慷慨地（在我身上）花费时间。
贝克尔教授接纳了我这个一无所长的本科生，给了我原本肯定不该得到的时间，并为我从那时起的人生确定了方向。我坚信他的所作所为较之任何官方评价更能展现他的优秀品质。
作者Steve Cicala, 系芝加哥大学2004届本科毕业生，现为芝加哥大学Harris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及国家经济研究院的教学/研究学者。有兴趣的读者可点击以下“阅读原文”链接查看英语原文。